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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光影:地缘政治下的香港电影审查史》导论:从跨域视野重写香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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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6-10

小时候,我经常看电影,当中不乏色情与暴力的内容。与其他人一样,我父母经常忙于工作,很难抽空注意我的一举一动,小朋友当然也不喜欢时刻受父母监管。对父母而言,我的个性独立且自律,他们因此不担心我的闲时作为。每日放学与补习之后,我都会在电视上观看至少一部电影。因为当时年少,我不知道甚幺才是适合儿童观看的节目内容,所以电视台播放的节目,我都照单全收。至今,如香港1994年电影《喂,搵边位?》和美国1974年电影《德州电锯大屠杀》的情节仍然历历在目。现在回望,小时看这些恐怖电影的颤慓感觉,或多或少驱使我日后研究电影审查史。

我也可以用更清晰的因果关係解释电影审查史如何成为我的学术研究课题。大学本科毕业之后,我曾任全职研究助理,协助香港一位政治学者进行有关「六七暴动」的历史研究。当时我研究在1965–1967年间两份香港亲共报纸如何发动文宣攻势、抨击香港英殖政府。报章里极力宣传中国电影的广告,以及有关香港政府电影审查政策的报导,令我好奇不已。其中一篇报导说:「目前,我们还不很知道香港政府的电影检查当局对中国电影的限制是限制些什幺。但是,其『限制』必然无理,这一点是肯定的。」[1] 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调不免令我思考:中国电影被「限制」是事实,还是属中共支持者的夸大之词?如果只是夸大之词,为何亲共左派选择在1960年代展开舆论攻势? 当时香港政府又如何应对这些舆论攻势?

这些问题令我对香港历史研究更感兴趣,最后研究所得成为我的硕士论文内容,亦即本书内文。这篇硕士论文的主题是冷战期间、从1940年代到1970年代的英殖香港电影审查史。研究资料主要来自香港政府档案处、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和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当中包括中英文报章、法律条文、被列为机密的电影检查员指引、各政府之间的通讯,以及政府与电影业界之间的书信。透过这些丰富的研究材料,我尝试回答几个问题:为何香港英殖政府会审查电影?过去的电影审查政策有何演变?香港政府在审查电影时有何目标?说到底,冷战国际关係如何形塑像电影审查之类的本土政策?

读者阅读本书,并不需要事先涉猎与电影或审查相关的专业知识。如果读者对国际冷战斗争如何在亚洲发展、政治如何影响大众娱乐、英殖管治与「中国性」(Chineseness)的建构有何关係等题目感兴趣,读者大概会从本书得到知性乐趣。本书的基本观点会由序章介绍。在这篇导论,我希望较深入讨论两个我仍然在研究的课题──英属香港与东南亚的关係,以及电影审查的政治问题。

香港与东南亚

英殖时代,香港与马来亚关係密切,因为政府官员不时在这两个英帝国殖民地之间往来。马来亚是一个统称,当中包含十一个州(柔佛、吉打、吉兰丹、马六甲、森美兰、彭亨、槟城、霹雳、玻璃市、雪兰莪、登嘉楼)乃至新加坡。[2] 从1882年开始,香港、锡兰(今斯里兰卡) 与海峡殖民地(槟城、马六甲与新加坡) 被归入同一个英帝国殖民地管理系统──东方官学生计划(Eastern Cadetship Scheme of the Colonial Service) 。[3] 东方官学生计划的成员均为英国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学生。他们须通过伦敦公务员事务专员主理的考试,然后选择到英帝国在东南亚的其中一个殖民地担任官职。他们在接受语言培训和累积丰富的工作经验后,大都能晋身为殖民地的高级公务员。[4] 马来亚与香港公务员系统里的官学生,履职前都需事先到广东学习广东话。[5] 好几位星马官员都曾在香港工作,例如毕麒麟(William Pickering,1840–1907)。1877年毕麒麟在新加坡上任成为首任华人护民官(Protector of Chinese)之前,曾于香港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工作十年。[6] 于马来亚出任华人护民官、东南亚历史专家巴素(Victor Purcell,1896–1965) ,亦曾在1920年代初与香港官员福莱士(R. A. D. Forrest)在香港巡视学校。巴素后来在回忆录说,他在香港的经历和福莱士的忠告,形塑了他在马来亚公务员生涯中对马来亚华文教育的取态。[7] 如历史学家瑞秋.洛昂(Rachel Leow)所指出,金文泰(Cecil Clementi,1875–1947)于1930–1934年间出任海峡殖民地总督前,曾在1925–1930年间担任香港总督,故此金文泰同样以香港经验来处理马来亚的「华人问题。」[8] 1930年金文泰抵达马来亚时曾写道:「令人好奇的是,我在香港所遇到的麻烦,似乎一路跟随我到马来亚。我一定是无意把这些麻烦放进了行李箱。」[9]

二战(1937–1945)之后,香港与星马仍然被两地政府间的通讯和合作等因素扣连在一起。如本书第一章所指,在1947年,新加坡与香港公共关係处官员共同合作草拟电影检查员的指引。1950年,香港政府宣传协调委员会向辅政司建议,香港电影检查员应当研习新加坡与马来亚联合邦政府制订的电影检查员指引。[10] 马来亚与香港政府也向对方分享各自的政治情报,例如在1947年10月,马来亚总督(Governor-general) 就禁制苏联电影一事寻求英国伦敦政府殖民地部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意见时,曾将信件副本送交香港总督。[11] 不单马来亚与香港政府视彼此为政治盟友,就连英帝国政府都曾考虑将这两个英国殖民地合併为同一个电影审查管理行政单位。本书第四章会提到,1952年英国殖民地部曾指示新加坡、马来亚联合邦、北婆罗洲和香港合组为远东区域审查委员会(Far East Regional Censorship Board)。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分别在1957年与1965年独立之后,香港政府仍然不时参考这两个国家的电影审查经验。1970年,香港政府的审核委员会(Board of Review)考虑应否禁制美国电影《大冒险家》(The Adventurers)之时,就曾询问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政府处理这部电影的方式。[12]

马来亚与香港英殖官员互相参考彼此的管治经验,令两地社会情况显得可以互相比较和借镜。人类学家斯杜勒(Ann Laura Stoler)对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荷属东印度(Dutch East Indies,今印尼)的研究,能让我们了解更多殖民地官员的跨域比较观点。斯杜勒认为,对荷属东印度殖民地官员而言,跨域比较是具有管治策略意义的事务。这类比较往往可以证成某类政策,同时贬抑其他政策。殖民地官员曾针对何谓「可比较的脉络」(comparable contexts)进行辩论,这意味官员其实明白他们所选用的比较方法会引致特定的政治效果。为达到其政治目的,官员进行跨域比较,即比较各地被管治的族群的时候,会随意忽略或跨大各地的脉络差异。[13] 在此背景下,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对英殖官员而言,为何香港与马来亚的社会状况可相提并论?在政策制订过程中,英殖官员比较马来亚与香港情况有何政治影响和含意?例如,英殖官员的这种比较如何形塑「华人」的定义乃至影响英殖在地管治方式?

这些问题我仍在进行相关研究,所以未能提供完整答案。但在此我想提出两点:第一,某程度上,上述问题都在回应「华语语系」观点──所谓「华语语系」观点,意指对以中国大陆为中心、有霸权与大一统特质的「中国性」理解的批判。[14] 上述问题都在指明,于二十世纪当中,「中国性」如何能够在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理範围外被确立与定义。第二,有见于从十九世纪末起,香港与星马便被官员往来和管治经验的交流等因素串连,若然我们弃用跨域视野,便将难以书写完整的香港、马来亚或新加坡历史。故此,未来我们更应进一步将香港与星马合併研究,以及检视香港在东南亚历史中的位置。

 

电影审查的政治问题

本书内容主要关于从1940年代末到1967年的官方电影政治审查,以及在1967年香港亲共左派反殖抗争「六七暴动」之后的电影道德审查。本导论想补充的是,于转折当中,官方政治与道德审查的分野其实并不清晰。香港政府针对政治宣传内容的电影政治审查,目的都是过滤任何香港官员认为会危害香港英殖管治的电影。大家会在第一与第二章看到,官方针对的多是亲共与反共电影、其他国家所製的官方政治宣传影片,以及描绘工人罢工的电影。这些电影通常是从外国进口,来源地包括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美国等。如第三与第四章所指,香港政府的电影道德审查则针对色情与暴力等情节。不过,香港政府也会出于政治动机而进行电影道德审查。香港官员曾认为,公映色情电影会对英殖管治不利。1972年,香港政府内部曾激烈辩论应如何处理大众媒体中的色情、暴力与恐怖内容。当时有官员认为,香港政府应当放弃「自由放任政策」(lassiez-faire policies),理由是容忍色情电影会令共产势力的政治文宣说法变得真实──「相较中国纯洁的生活,资本主义社会显得腐朽」。[15] 换言之,香港政府的电影道德审查也背负维持英殖管治和资本主义体系认受性的政治功能。

具体而言,本书梳理1945年到1978年的香港电影审查史,当中特别着重检查员小组(Panel of Film Censors) 与审核委员会(Board of Review)的运作。我们会看到,就何谓合适公映的电影,香港官员与检查员的取态建基于三点:第一,在英帝国与亚洲之内,香港的地缘政治战略地位有何变化;第二,香港与世界各国对阶级、种族、性别等问题的理解有何新发展;第三,香港民众对电影审查政策有何反应。这三点都印证,香港政府电影审查政策并非一成不变,香港公众的策略性抗争运动亦能改变官方电影审查操作。

电影审查的重要环节,固然离不开删剪电影内容、禁止电影上映,但需要注意的是,电影审查消极禁制的同时,其实也在积极创造新的文化观念。例如按英国电影研究学者库恩(Annette Kuhn)所指,二十世纪初,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一直禁止「政治宣传电影」公映,变相是为这类电影贴上「非法电影」的政治标籤。[16] 如本书第一章所示,二战后的香港电影审查,为「政治宣传电影」一词,赋予了扣连在地政治脉络的独特定义。第三与第四章也会显示,香港政府的审核委员会成员争论华人对色情与暴力电影情节的接受程度,其实也是在建构何谓华人道德标準的知识。

电影审查除官方审查之外,其另一种形态是自我审查。1972年6月,现代武侠电影鼻祖张彻导演曾向《德臣西报》(China Mail)批评电影审查,并指已「学会如何避免在电影审查中惹上麻烦」。[17] 《德臣西报》的报导,令香港政府审核委员会成员警觉社会中对电影审查政策的潜在不满。是以报导刊登后两天,助理民政司与张彻见面。张彻在会中表示,按过往电影审查经验和根据他所属邵氏电影公司给予他的提示,他一直将自己的电影作品「与现实保持距离」,避开香港社会阴暗面题材,不会以酒吧、赌博场所和毒窟为场景。[18] 讽刺的是,审查制度如此向电影界施压,却成为香港六七十年代武侠电影发展蓬勃、举世知名的背景。本书所书写的冷战时期香港英殖政府的电影审查案例其实颇具独特性。毗连中国的香港在冷战中成为自由世界与共产阵营的一大意识形态战场。因此,香港官员的

电影审查目标,主要在于保护香港的外交关係、令香港免受地缘政治波动影响。是以,香港官员以「政治中立」取态包装香港政府电影审查政策。这种「政治中立」路线的一大特点,是香港政府配合自由世界反共之余,也会同样审查美国电影抨击中国的内容,并不时在审查过程之中迁就中共观点。这种电影审查操作的背后目的,是为了避免挑衅中共、使之侵略香港。从1960年代末开始,香港政府转而更重视电影道德审查,但此时官员的管治思维仍然是试图保持「中立」的表象。例如,官员拒绝在香港推行电影分级政策的理由之一,就是为免政府过份介入香港公众私人生活。在此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媒体审查比书中所述的更为複杂。这可以透过两点说明:第一,媒体审查的制订与执行,可以取决于不同因素而展现不同形态,这些因素包括政府对特务与警察的监视与拘捕行动的倚重程度,以及民众自我审查与抗争的程度;[19] 第二,媒体审查是操控意识形态的一种有力手段。至于何谓「媒体」、如何构成「审查」,过去左翼思想家的论述已丰富了我们的想像。意大利左翼思想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曾经说过,统治者除了选择「压制」此一政治选项外,还可透过控制教育政策、与知识份子勾结,将某种意识形态灌输给社会大众。也有其他左翼哲学家认为,影响我们消费模式的市场力量,其实同样是控制意识形态的一种方式。[20]

本书研究的香港电影审查史止于1978年,是因为于研究期间(2011–2012),当时香港政府档案处仍未解封1979年后的相关档案。到了今天, 1979年后有关香港电影审查的档案多已被解封。从这些档案,我们可以探究香港政府在1988年推出的香港电影分级制度、在1987年成立的香港淫亵物品审裁处等等议题。这些问题都是本书内容以外、属香港电影审查史后传的有趣环节。

历史引人入胜之处,是它往往能够以某种方式与当下产生对话与连结,香港电影审查史当然也不例外。2018年,香港淫亵物品审裁处将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作品《刺杀骑士团长》评为「不雅」,不但在香港本地社会引发极大争议,甚至还得到国际媒体关注。[21] 这件事与香港电影审查史的重要关连是,香港淫亵物品审裁处的审查标準,其实是建基于二十世纪殖民时期中电影审查的常用概念。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香港政府在1987–1988年两年内匆忙成立香港淫亵物品审裁处与推出电影分级制度,我们能够如何将之比对1960–1970年代政府官员抗拒实行电影分级的取态作比较?说到底,回顾香港电影审查史,是阅读香港管治前世今生的有趣切入方法。

注释

[1] 《文汇报》,1965年9月10日。

[2] Jomo Kwame Sundaram, A Question of Class: Capital, the State and Uneven Development in Malaya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vii–viii.

[3] Anthony Kirk-Greene, Britain’s Imperial Administrators, 1858-1966 (New York: St. Martin Press, 2000), 10–3. 另见Robert Bickers, “Loose Ties that Bound: British Empire, Colonial Authority and Hong Kong,” 35–6, in Negotiating Autonomy in Greater China: Hong Kong and its Sovereign before and after 1997, ed. Ray Yep (Copenhagen: NIAS Press, 2013).

[4] 详细资料,见Steve Tsang, Governing Hong Kong: Administrative Officers from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Handover to China, 1862-1997 (London and New York: I.B. Tauris, 2007), 13–26.

[5] Victor Purcell, The Memoir of a Malayan Official (London: Cassell, 1965), 108.

[6] Rachel Leow, Taming Babel: Language in the Making of Malay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32.

[7] Purcell, The Memoir of a Malayan Official, 151.

[8] Leow, Taming Babel, 49.

[9] 引自Leow, Taming Babel, 50.

[10] Hong Kong Record Series (HKRS), Hong Kong Public Records Office, 163-1-1159, Minutes of Meeting held at the Colonial Secretariat, Publicity Coordinating Committee, 22 March 1950.

[11]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The National Archives, United Kingdom, 141/14370, Office of the Governor-General of Malaya to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11 October 1947.

[12] HKRS 1101-2-13,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High Commissioners in Singapore and in Kuala Lumpur, 3 December 1970.

[13] Ann Laura Stoler, Carnal Knowledge and Imperial Power: Race and the Intimate in Colonial Rul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Reprint Edition with New Preface, xi.

[14] Shu-mei Shih, 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and Shu-mei Shih, “The Concept of the Sinophone,” PMLA 126 no. 3 (2011): 709–18. 另见Aihwa Ong, “On the Edge of Empires: Flexible Citizenship among Chinese in Diaspora,” positions 1 no. 3 (1993): 745–78; Rey Chow, Writing Diaspora: Tactic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及Allen Chun, “Fuck Chineseness: On the Ambiguities of Ethnicity as Culture as Identity,” boundary 2 23 (1996): 111–38.

[15] HKRS 1101-2-14, G.R. Sneath, Solicitor General to D.C.C. Luddington, Secretary of Home Affairs, 14 March 1972.

[16] Annette Kuhn, Cinema, Censorship and Sexuality (Oxon: Routledge, 2016), Reprint Edition, 127.

[17] China Mail, 28 June 1972.

[18] HKRS 1101-2-14, Memo 54 b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Home Affairs, 3 July 1972.

[19] 见Robert Darnton, Censors at Work: How States Shaped Literature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14).

[20] Matthew Bunn, “Reimagining Repression: New Censorship Theory and After,” History and Theory 54 (2015): 25–44.

[21] 例子见The Guardian, 25 July 2018和The Straits Times, 25 July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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